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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义之邦,是一场面对异族侵略、面对衣冠夷狄化的生死搏击,是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,值得后人共勉。
      江阴南门上的“忠义之邦”四个字 正是江阴历史的见证,虽是由蒋介石题字,古往今来,却是公认的。

       起是江阴八十一日,它是指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剃发令,在江阴典史等人领导下进行的斗争。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,故被称为“江阴八十一日”。 以江阴抗清三公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清军的英雄事迹,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。清军折损三个王爷,大将十八名;参加攻城的还有后来晋封为亲王的博洛(伪端重亲王)和尼堪(伪敬谨亲王)、伪恭顺王孔有德;清兵二十四万大军携二百多门大炮围城,一共损失的士兵有七万五千余人。江阴方面,守城八十一日,城内死九万七千余人,城外死伤七万五千余人。
江阴八十一日

        这是南明和清初历史中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。然而,对于乙酉“江阴之变”,清朝历代当政者都对其耿耿于怀,忌讳莫深,千方百计地将其湮灭,不为后世所知。因此,在官方主编的《清史稿》之类的正史中,对乙酉“江阴之变”不著一字,载有江阴人守城抗清81天内容的《明季南略》一书实行封杀,并将其列入清朝《禁书总目》。
        但地火是扑不灭的。倡议守城的是江阴不为官的读书人;在守城关键时刻鼓舞军民斗志、善做政治鼓动工作的,是江阴不为官的读书人;在清军屠城时,拒不投降,死得最惨烈的,还是江阴不为官的读书人。为了记载明末江阴守城事,后来的江阴读书人,自觉地担起记载乙酉“江阴之变”的历史责任,使其传至后世。他们是:赵曦明著《江上孤忠录》;祝纯嘏著《孤忠后录》;沈涛著《江上遗闻》;李天根著《爝火录》,等等。康熙、乾隆、道光、光绪年间编纂的4部《江阴县志》,均记录了“江阴守城81天”。还有,曾任清朝礼部尚书的韩菼著《江阴城守纪》,常熟人许重熙著《江阴守城后纪》……以至今人顾诚所著的《南明史》、丁文所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等,都记录了乙酉“江阴之变”。
        假若没有他们薪尽火传,我们后人怎么能知道乙酉“江阴之变”?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价值。没有他们,中国的历史,人类的历史,将折腾成一桶浆糊。 [2] 
阎应元、陈明遇、冯厚敦被后世称为“江阴抗清三公”。后世传纪对江阴的评价:“有明之季,士林无羞恶之心。居高官、享重名者,以蒙面乞降为得意;而封疆大帅,无不反戈内向。独阎、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。向使守京口如是,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。”此言甚当,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,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,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,面对强敌,临危不惧,坚持了近三个月,击杀清寇数万人,重挫了清寇锐气,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,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。在城破以后,仍拚死巷战,“竟无一人降者”。
江阴八十一日
        江阴人民浴血奋战,人手不够了,老人、孩子也出来了,就连监狱的囚犯、妓院的妓女、他放下所有个人小节,为了民族的尊严、民族的大义,他们没有一个退缩的,没有一个逃城的,血战到最后。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,清军屡攻不下,共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,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,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,高唱着“江阴人打仗八十日,宁死不投降”的雄壮军歌。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,八月二十日,江阴城被清军攻破。满清政府攻进江阴后,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,就下令屠城,“满城杀尽,然后封刀”。而江阴全城的老百姓、就连妓女、罪犯都本着“咸以先死为幸,无一人顺从者。” 
闽中闻报,隆武帝泣曰:“吾家子孙遇江阴三尺童子,亦当加敬也!”城中尸骸枕藉,街巷池井皆满,薰臭不可近。战役中有一江阴无名女子,在殉节前题诗:“露胔白骨满疆场,万里孤臣未肯降,寄语行人休掩鼻,活人不及死人香。”
      所以虽然江阴只是一座小县城,但我们却依然敬佩、爱这座城,它孕育了不朽的儿女,更值得我们效仿古人的气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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